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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灰犀牛角斗:直面生活中的大概率問題

作者:醉言    欄目:新聞    來源:西部熱線    發布時間:2017-11-04 10:18

【評估“灰犀牛”的標準是它們如何和另一個問題產生聯系】

□李大巍

直面“灰犀牛”

李大巍:要躲避危險,首先要做的是發現危險。在野外發現犀牛的能力是長期訓練的結果。我們應該如何提升發現“灰犀牛”式危機的能力?

米歇爾·沃克:常常有人希望我預測市場何時會崩潰。單單專注于預測本身是很危險的事,預測危機是很困難的,而且如果有人發現了危機并事先進行防范,你的預測也不會成真。進行預測的目的應當是界定問題并解決問題,而并非為了預測成真。

同樣有很多人害怕進行預測,害怕預測不會實現。很多人害怕做錯事情,于是他們什么也不做。舉例來說,20世紀80年代可口可樂推出新產品,我當時在歐洲和一些美國朋友聯系,嘲笑他們只能喝難喝的新可樂,歐洲當時并沒有新可樂。新可樂的推出在商學院被當做是一次失敗的案例。可口可樂公司以為人們喜歡喝更甜的可樂,但是他們卻沒有考慮到用戶對原有產品的忠誠度。這個故事的第二部分卻是好的——可口可樂公司改回了經典的產品,并在這次事件之后市場份額越發增多。

在很多實踐中人們希望能夠解決問題,但是最初可能解決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但是如果你足夠靈活機敏,你總能讓自己離解決辦法更進一步。不論是從公司角度還是個人角度,這一點都很少有人意識到。相較于嘗試解決問題但是失敗了,你更應當害怕什么都不做。

李大巍:“如果不能避免災難,那么維持現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這是你書中的一句話,這是否和你關于防患于未然、警惕早期風險的核心觀點相矛盾?維持現狀難道不是坐以待斃嗎?

米歇爾·沃克:維持現狀這是一種古老的選擇,在無法把事情變得更好時就坦然面對。我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們要認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

我舉一個柯達公司的例子,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生產出了數碼相機。他們的公司內部卻決定量產數碼相機,因為他們希望保住自己的主營業務——膠卷。對于公司內部的人來說,“灰犀牛”是失去主營業務,真正的“灰犀牛”卻是不能滿足新興市場的需求和適應科技進步的趨勢。

有時候你需要決定在面對“灰犀牛”時可以舍棄什么,需要認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應用。如果無論如何都要被犀牛踩過去,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選擇呢?

低效率公司是中國的“灰犀牛”

李大巍:有學者提到,中國經濟當中有四個“灰犀牛”:房地產、人民幣匯率、金融壞賬和資本外流。你認為這些真的是“灰犀牛”嗎?中國真正要面對的“灰犀牛”是什么?

米歇爾·沃克:我認為這四項都很重要。評估“灰犀牛”的標準是它們如何和另一個問題產生聯系。這四個問題相關性十分密切。我認為還有一個西方媒體常常提到的中國“灰犀牛”,即低效率公司。這些公司生產的產品很少有人需要。效率問題與可持續問題聯系密切。

我認為對低效率公司的解決辦法是將其資產向高效率部門配置。在能源問題上中國政府已經為可持續能源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國在共享經濟上成果斐然,這本身就是對資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我前幾天在上海的人工智能與自動化大會上發表了演講。人工智能對實體經濟來說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有些人看見了這點而有些人還沒有。這對我來說是人力資本方面的問題,我們要關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機器做得更好、創造更多的價值。

中國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由于實行了擴張的貨幣政策而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貨幣幣值不穩定。當前全球都面臨這種情況。這表明了貨幣政策并非有效的政策,它常常帶來很多副作用。美國也是如此,美國人并不關心這種副作用。如果流動性泡沫產生,人們就能對各種不穩定資產注入流動性。這在短期能夠促進經濟指標的上升,但在長期卻會對那些沉迷其中的人造成巨大損傷,尤以小型投資者為甚。

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在撰寫《灰犀牛》一書時,我十分關注對真正的犀牛的保護。中國經濟學家提到了犀牛角價格的上漲成了一種投資泡沫,這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助長了犀牛角價格的上升,這進一步推動了犀牛盜獵。在過去的五年間犀牛角并非好的投資選擇,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為降低經濟運行風險所采取的舉措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投資泡沫,犀牛角投資也算在其中,這對犀牛保護實在有些功勞。

李大巍:你的回答之中提到了人工智能,你認為人工智能是人類的“灰犀牛”嗎?你對此還有更多的評價嗎?

米歇爾:沃克:人工智能十分引人注目,在過去的幾年間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進步,我并不確定未來會發生什么。關于人工智能的爭論非常復雜,有人表示機器會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業革命奪走了工匠們的工作一樣。我認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會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工作被機器奪走。但人工智能也為一些職業創造了新的機會,這些職業都需要提前對人進行訓練。我認為盡管它能為人們創造新的工作,人們對生活的改變依舊懷有抵觸心理,所以增加人們的安全感,保證社會穩定十分重要。同時還需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經過訓練以后,人們就更能得心應手地使用和監控人工智能的工作。

對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他們常常工作很長時間,人工智能或許能幫助他們減少工作時間。在中國和美國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時,他們鮮有時間陪伴家人。

同時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市場機制和政策引導。有人認為政府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也有人認為不應當都交給政府,我認為兩者應當結合起來。在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爭論更為多樣化,但過多的爭論也可能讓我們錯過解決問題的時間,無法為繼續前行創造條件。

性別不平等會引發“灰犀牛”

李大巍:你在書中提到了雷曼兄弟的破產。你也提到如果該公司變成雷曼姐妹公司,結果可能大不相同。那么在你心目中女性是否能比男性更好地避開“灰犀牛”呢?

米歇爾·沃克:這句話還有一個說法,叫做如果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公司可能就不會出現這么大的問題了。這不僅僅是性別問題,而是不同角色構成的決策團隊和多元化決策過程的問題,也是面對危機和責任的不同態度的問題。

特雷斯·休斯頓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男女在決策過程中的不同,女性在決策時能更好地評估風險,也能更好地評估自身表現。你可能看見過一份報告中提到團隊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員,團隊的工作產出會更好。這項研究還有更廣闊的應用前景。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城市中,公司試圖增加更多的女性,他們認為一個團隊中任何一個性別應至少占40%。一個全是女性的董事會做出的決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會做的決定可能沒有什么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多樣性。多樣化的團隊能夠帶來不同的觀點,從而平衡風險。如果一個決策團隊中全是律師或者工程師,決策都不會特別有效。另一篇研究報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決策,每一個不同的決策方法都應當被了解,因為不同的決策方法之間可以實現一種平衡。眾口一詞對于決策最為危險,如果整個決策團隊的構成太過相似,每個人表述自己意見時只會贊同上一個人的意見而不會進行辯論。

米歇爾·沃克:我認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會和經濟體能否正確對待女性的技能和觀念所創造的價值。如果不能的話,人力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將會被浪費。我在決策制定的部分就曾提及這件事。我認為當前社會沒有對養育子女的價值給予足夠重視,很多女性都出去賺錢養家。但是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時間卻被看作是休息時間。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多樣性可以讓我們更具生產力,經歷的多樣性十分重要。合理評估女性在養育小孩時進行的工作則對社會健康發展十分必要。

與此同時,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樣應當得到重視和鼓勵。研究顯示當父母雙方都積極參與到家庭工作中的時候家庭狀況最為健康。還有研究顯示,父親參與教育更多的女兒在工作環境中表現也更好。所以性別平等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男性和女性兩者關系的問題。像我剛剛提到的,在給男性更多時間陪伴家人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許能夠幫上忙。人工智能讓人們的效率更高,從而能省出時間陪伴家人。

(翟雨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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